据报道,4月18日早晨,贵州省惠水县好花红镇城建办工作人员余某在家中被发现割断食管、气管及双侧颈动脉身亡,胃里有71枚硬币。当地警方判定死者系自杀。

余妻称,余某身亡前夜,下班后回到家中情绪低落,交给她一些录音和图片资料,称如果次日他上班没有回来,就将材料交给纪委。在余某留下的录音材料里,有一段其在4月17日上午曾与蒋姓副镇长的对话。对方在对话中指挥余某做“两笔账”,还称“这次是省里纪委来,查到就不好了。”而余某则带有哭腔说,“给我一条生路。”余妻回忆,丈夫曾称单位的蒋姓副镇长要将2013年挪用公款一事栽赃给他,而他拒绝了对方做假账的要求,“领导很生气,可能要对我下手。”

余妻李女士称,4月17日晚10点,余某出门,于次日1时返家,称“外边都是监视他的人”,“回来时听到楼下两个人讲早晨六点半要来抓他”,此后抓了一把硬币进了厕所,几分钟后从厕所里出来,不断往外吐清水,坐在床上休息了一小会后,又抓了一把硬币进了厕所。“后来他脱衣睡下,我迷迷糊糊感觉他又起来在房间里转。”李女士称,早晨6时,她起床给小孩换尿布时听见厨房有动静,没过多久又听到厕所关门的声音,“没多久就听到刀子落地和削东西的声音”,但其敲门始终没有得到回应。家属称,当时门被锁住,强行破门后发现厕所内有大量血迹,余某平躺在地上,双手在身体两侧,喉咙出现大面积伤口,已经气绝身亡,“菜刀就压在他腿下。”

很多人在看到这则新闻后,都会觉得是领导逼死了下属,死者系畏权自杀。实际上,这个事件的发生,当地领导当然难逃干系。不容置疑,领导下达的压力确实是促发这起悲剧的诱发因素。

但是,死者自杀前的一些言行,已经偏离了一个正常的面临压力情境的反应。余某自杀前称,“外边都是监视他的人”。试想,一个副镇长能调动很多人来监视一个不听话的下属?而余某又称,“楼下两个人讲早晨六点半要来抓他”,副镇长如果要派人抓他,还会走漏风声,让其听到?显然,这一切有些令人费解。

“外边都是监视他的人”,这句话在精神科医生看来,恰恰是一个精神病性症状:被监视感。即患者感觉有人监视自己,有的患者认为有摄像头监视自己,有的患者觉得周围的人在对自己盯梢。症状严重的会觉得很多人都是被派来监视自己的。余某说的恰恰是“外边都是监视他的人”,显然症状已经具有泛化的特点。被监视感是一种常见的妄想,即在病理基础上产生的歪曲的信念、病态的推理和判断,属于思维内容障碍。

余某下班回家后还对妻子说,“楼下两个人讲早晨六点半要来抓他”这个表现也非常可疑,极有可能是源于言语性幻听,即凭空听到两个声音在对话,内容还和自己有关。幻听是一种虚幻的知觉。但患者听到后的感觉几乎和正常听到的声音没有什么两样,所以会信以为真。

那么,余某既有幻觉,又有妄想,幻觉和妄想的内容还比较一致,难道和之前领导吩咐的事情没有一点关系吗?当然有!幻觉妄想的产生,有的就是在现实基础之上出现的,即有一定的现实诱因,但幻觉妄想的内容则是对现实素材的歪曲加工和处理,产生的当然是病态的感知、思维和情绪体验。就像一个软件如果出问题了,即使输入的信息正确,那么编出的程序肯定是乱码一样。此外,领导给了余某压力,而又是余某不能承受的,这种强烈的心理压力也会构成应激,促使精神病性症状的发生。

此外,余某吞食大量硬币的行为也有些令人难以理解。这种行为似乎难以完成一个有效的自杀,更像是将“私吞公款”这一抽象的含义给具体化了。即将抽象的“侵吞”变成一个具体的“吞食”的动作,也很有可能是思维出现障碍的一种表现。就像一个病人,在书店抓住一本书不放也不交钱。问其为什么这么做,患者回答:“我要抓住知识。”这也是用具体的行为动作来表达特殊的只有自己才能理解的含义,专业上称之为病理性象征性思维。是一种思维形式障碍的表现。

通过上面的分析,可以推测余某在自杀前已经出现了幻觉、妄想和思维形式障碍。这些都不是面对压力的一个正常反应。但需要说明的是,余某已经去世,很多事情难以对证,或许还有很多未知或被忽视的信息。在此做的分析仅仅是一种出于专业敏感的推测和假设,为法制的公正公平补充参考信息,提供一种更全面的判断和思考的角度。如果需要鉴别余某是否患有精神障碍,如果有精神障碍,和之前的事件关系如何,都是可以申请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的。即使患者去世了,依然可以根据其生前的一些表现,做出精神病司法鉴定,以往有过这样的先例。

年轻的余某去世了,对其家人是一种极大的人间悲剧,其幼子出生才几个月。但需要让世人警醒的是,如果一个人面临的心理压力较大,如果出现一些反常的言语、行为和情绪反应,亲属一定要引起警惕和重视,要多询问多陪伴多关心,这样不仅可以分担、减轻对方的心理压力,如果对方出现异常心理行为表现,还可以及时发现苗头,捕捉到蛛丝马迹。对于余某和涉事的领导,如果能够申请一次精神病司法鉴定,或许会有更多的真相水落石出。对亡者对其他人,也许会更加的公正公平。文/宋崇升(北京回龙观医院)图片制作/姜楠